书讯｜《冯达文文集》（八卷本）出版

《冯达文文集》（八卷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

作者前言——还在学思的路途上

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四十多年，不免写过若干文字。但是世界变化有如“白驹过隙”（庄子语），自以为往日所撰实已不堪回望，岂会想到去编一套文集。去年夏天，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哲史师生举办经典与解释暑期讲习班，供职于河北省教育出版社的王书华君仍然醉心问学论道，赶来入营，与陈少明、陈立胜诸君相聚甚得。诸君一同合计要为我出版一套文集，或许，追忆历史更有助于开拓新说？在青年学子李琪慧率几位后学的奋力整理下，终于得成文集如下八卷：第一卷，收入《早期中国哲学略论》，该书原题为《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中山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修订后易今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巴蜀书社于2016年再版。第二卷，收入《宋明新儒家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巴蜀书社于2016年再版。第三卷，收入《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2016年第二次印刷。第四卷，收入《道家哲学略述》，巴蜀书社于2015年出版。第五卷，以《情理之间》为题，收入历年来研讨儒家的多篇论文。第六卷，以《无有之际》为题，收入历年来研讨道家的多篇论文。第七卷，以《学思之路》为题，收入具理论探索意义，涉及历史变迁与价值转换的多种论作，以及研讨宗教文化、探索岭南思想的一些论作。第八卷，刊载我刚撰写完毕的《中国哲学入门》一书，本书力图以比较通俗的文字向社会大众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营造过程。有兴趣阅读我个人著作的学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我的几本小书多以“略论”“略述”命名。关于这一点，恐怕与个人的求学经历与问学意愿密切相关。我虽然于1965年哲学本科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可是不幸遭逢“十年文革”，问学中辍。待1977年正式转入中国哲学史学科时，虚度已三十有六年。这个年纪，现在的许多人早已成名，我却只是刚刚起步。而且，一入行便得为本科生开课，从何开始？又如何开始呢？都是很大问题。我想自己决不可能企望有老一辈学者那样的文献功底与史料积累。从教学的需要看，给予本科学子的，也不冀求有太多的文献铺陈与史料考订。个人自以为应该做的，是努力把中国古先贤思考社会与人生的逻辑过程和逻辑演变还原出来，赋予这一学科以知识与形式的框架，否则便难有“哲学味”；但是，另一方面，又得把不同的逻辑思考过程与演变法则、把不同的知识与形式框架所支持的不同的价值信念呈现出来，揭示这样一种支持如何可能与是否切适，否则即便具足“哲学味”，却已不是“中国的”。依着这样一个问学与教学意愿，我个人选定的努力方向，不一定是过多的材料引证，而是学理上的是否清晰；不一定是过分的知识辩驳，而是境界上之能否呈现。材料的丰富，诉诸经验事实，但经验事实也常常是杂乱的，哲学却讲求先验性；知识的辩驳，追求一种客观的还原，但只解决“是”的问题，哲学却不可以回避“应当”的问题，哲学研究如果不能为人们指点价值，这种研究其实没有意义。正是基于“逻辑清晰”与“价值证取”这样一种个人诉求，各书的写作才显得简略。这虽然也是个人喜好闲适的一种自辩，但是一般人读书还是喜欢简略。《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已先后被翻译为英文、越南文、韩文出版，《宋明新儒学略论》也正被译为韩文，这可能都得益于它们的简略，更能够迎合当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的需要吧！近四十年发表的论文以《情理之间》诉说儒学，以《无有之际》指谓道家，以《学思之路》嵬集综合性作品与宗教论作，这不是为了向学人提供研究个人的资料，而只是向人们打开一个了解时代变迁与相应的个人思想变化的窗口。20世纪80年代，在一定意义上真的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思想解放”对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提出的要求是：突破受苏联影响的以宇宙观（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和历史观这四大块为主导的分析框架，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回应方式。然而中国哲学的“问题”大多属人生价值范畴，其“回应”也多属指点性话语。如何从中国先哲的“问题意识”出发，把他们的“回应方式”的内在逻辑还原出来，赋予知识与形式的意义，这构成了我个人教学与研究的起点。从我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粗浅且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特别是从1982年开始撰写，至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魏晋）》（1998年修订版易名为《早期中国哲学略论》）一书，可以了解在那个年代我个人的一种努力。该书依据甲骨文资料，把殷人的求知方式归总为“帝令（弗令）某”语式，通过分析主词（帝）、宾词（某）和系词（令弗令）的内涵与关联方式，揭明殷人的认知具有直接性、单一性的特点。尔后来到西周初期的金文、《尚书·周书》等一类文献，可以看到他们的认知方式已经转变为“天为某令（弗令）某”语式，这一语式中的主词（天）、宾词（某）内涵均有了变化，然而最重要的是“为某”作为“条件”项的加入。“天”“令（弗令）某”关涉条件，这体现有一种理性；条件主要指是否拥有德行，这种理性便又是价值性的。价值理性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启迪了天人关系的探索历程。待到春秋之际，人之德与天之命出现了分立与背离，“德”从何建立，“命”如何运转，构成为儒道两家“问题意识”的起点，而不同的回答则体现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古典哲学，正是从这里拉开了帷幕，打开了宏大的叙说场景。知识化、形式化的寻觅及对其支撑的不同价值意向的探求，诚然构成为我个人涉入中国哲学研究论域之后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降及20世纪90年代，那是市场经济极其躁动的年代。眼见一批又一批在学术上甚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学人纵身下海，自叹时运不济。在那个年代，个人于学术上的反应颇为复杂：一方面充分认可市场经济对公共社会生活的意义，因为它淡化了传统的家族观念、权力的一统意识与狂热的政治冲动；另一方面又由于欲望的释放和争夺的加剧而导致人们内在心性的坠落。由是，个人的写作，对儒家伦理价值特别是由“内圣”开“外王”的理想追求难有认同。社会历史变迁的俗世化走向不可逆转，适应这种走向的公共管治只可以交付公共理性。儒家作为个人的“内圣”追求，自有其独特价值。但道家来得更透彻：老子、庄子均视公共施设为“朴散”之后的一种“器用”。当我们充分理解包括“知识”在内的各种“器用”的假设性与荒诞性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回归“本真”而成就“艺术人生”。个人那个年代所撰《宋明新儒学略论》一书中最后一节以《走出新儒家》为题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价值立场（该文曾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辑以《现代新道家之成立论——兼评新儒家作为意识形态追求的“外王学”》为题发表，今收入文集第六卷）。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因为一度兼任了中国哲学与宗教学两个学科的主持人，不得已也承担有《佛教思想史》和《道家-道教思想史》等课程，并撰写有数篇论作。这些论作无疑亦传递了我个人对道家特别是庄禅境界的心仪。来到这个世纪，前十年主要关切中国古典形上学的宇宙论，后十年更加偏重古典形上学的本体论。宇宙论为汉唐时期道家和儒家共同采用的形上建构，亦为迄今为止中国民间普遍认可的思想信仰，但是近世以来都一直被指为违背科学、宣扬迷信而受到排斥。我个人的研究认定：其一，从认知方式的角度看，宇宙论与近世流行的分解-分析方法不同，它以“类归”——把个体归入类——作为自己的认知方式，而在以阴阳、四时、五行（五方）作“类”的归入时，实质上它是致力于捕捉天地宇宙生化变迁的节律对生命个体与生物种类在生理、病理、治理、药理诸方面的影响，只要以生命的过程性及生命个体之间的相关性的眼光而不是机械切割的眼光看待天地宇宙，宇宙论所取的“类归”方式自有其正当性；其二，从治国理念的角度看，宇宙论与近世热衷的政治自由主义不同，它提倡治国施设必须依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不同时间段开展，这很有一种我称之为生态政治学的色彩。这种政治学不仅导人回归社群，而且强调回归自然，而人的身心本都是自然世界的创造物，就人永远无法摆脱自然的意义上说，宇宙论所取的生态政治学也自有警示意义；其三，从价值建构的角度看，宇宙论不存在“是”与“应当”不相容的问题，它是从对天地宇宙的敬畏与感恩出发的。从敬畏与感恩出发，也可能导向宗教信仰，但是当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常常以一年四季中的节气作为礼敬的对象时，实际上这种信仰用意只在强化对天地宇宙的敬畏与感恩之情。及从敬畏与感恩引伸价值，如从天之道为“诚”，人之道亦当以“诚”为本；春之季属“生”，人之德亦应主“仁”等主张可见，这实际上是把个体自我置入天地宇宙的无限发展中去寻找价值永恒。近世的政治哲学多讲“天赋人权”，中国古典宇宙论却更加强调“天赋责任”。这个世纪如果不回归责任，难见会有未来。个人对宇宙论所作的重新思考与评价，读者们将于文集第七卷《走在学思的路途上》《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等论说中找到影迹。本体论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对道家-魏晋玄学已有涉猎，本世纪最近十年开始回归儒家。我的一些论作首先立意辨明，孔子是从原情原事原人直接引伸价值信念的。他不作“类”分，没有“类”的观念，也即不以知识理性的方式筛选、改变事情的原本状态，而保持了日常生活、日常情感的鲜活性。孔子之后，儒学的发展为了追求价值信念的普遍有效性，从孟子开始日渐讲求“类”的归义，并以宇宙论或本体论作出架构。宇宙论通过把仁义礼智信与四时五行挂搭，使价值信念获得了存在论的支撑。这当中，人的行事已受外在世界的限定，但宇宙论还是认肯人的身体与人的各别生存的正当性的。汉唐重“天生才情”即是。及宋元取本体论，指“类”为“天理”，斥各别性为“形气之私”，强调要“变化气质”，乃至“存天理灭人欲”，从哲学的视域看，“天理”便是形式化的抽象物。按，道家系统的本体论，在抽离一切差别之后给出的本体为“无”，本体作为共相即为“无”，则对各别殊相无所给予、无所规限，各别殊相实际上仍是自由的、活泼泼的。魏晋人极重个性、个体自我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元之本体论把“天理”抽取出来认作天地宇宙的公共规则，本亦应以“无”为言，但朱熹却把特定民族特定时期形成的价值信念置入“天理”之中，使之获得绝对的与普遍的意义。这对守护儒学自是极其重要的，但在知识形式上是有问题的。从价值意识看，“天理”的刻板划一的规限性在借政治权力的强化之后，人的现实当下活泼泼的生命成长与生活情趣便往往被窒息了。由是，作为“异端”，便有明儒不是以“天理”，而是以“心”为本体的一大思潮。这一思潮的奠基者王阳明原是指“心”为道德意志的，及其后学的泰州学派，更指“心”为情感心，并借把“情”及“情”所指之“事”升格为本体，促成了哲学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中来的理论的与价值的转向。我个人于20世纪90年代的论作，对泰州学派引发的晚明思潮就多有重视。有感于思想史从古至今走过的社会的巨大变迁，泰州学派的问题意识更耐人寻味。从古至今的思想史变迁，无疑是以理性化所尚。我自己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史研究，也以此为的矢。可是，理性化、形式化的追逐，是以不断抽离感性、具体、活泼的身心诉求为代价的，这其实已经在不断减杀我们个性化的生命情调。不过还好，理性化、形式化的做法，“类”的提取，是以归纳为方法的；然而随着形式化的进一步推进和人工智能的张扬，归纳的认识方法也被认为过时了。人工智能所用的符号，完全是人为设置的。人工智能建构的知识，不是描述客观事物如何关联的问题，而是人为地设置的符号之间的契接问题，它不需要与任何客观事物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人工智能可以完全抽离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与日常交往。待人工智能植入我们的思维器官之后，我们人这一族群确实由于形式化与符号化而得以更加地理性化了，但带着身体、有欲望、有喜怒哀乐相伴随，并借喜怒哀乐的伴随得以成长更且成全的“我”，再也不复存在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为学术能够知识化、形式化与俗世化而欢庆，因为这一走向冲淡了意识形态及其神圣的支配意义。这个世纪，由于深感知识的工具化和俗世的功利化之弊，学界开始呼唤重新回归精神性。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精神性与世俗化如何对置的问题，因为在科学家看来精神性追求无非只是某种化学反应而已；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已经只是人之为人这一族群如何不被技术的野蛮发展加以改变与操控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依然在折磨着当代的学人们。十年前，应刘笑敢教授之约，撰写过题为《走在学思的路途上》一文，刊登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九辑中。十年过去了，还得奔波在学与思的路途上，只是脑洞已经闭塞，岂望开新，不忘故旧足矣。在学与思的路途上折腾的几十年间，一直有内子丘文的悉心照顾，甚感欣慰。我和我所在的中国哲学与宗教学两个学科点，不仅经常得到学界前辈萧萐父、杜维明、陈鼓应等先生的提点，还备受（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香港）旭日慈善基金会等热心于中华文化复兴的团体的关切，很是感恩。八卷文集之得以编辑与出版，则要再次感谢书华、少明、立胜、重庆诸君的全力促成。尤要特别感念以下诸学人，他们各自已经学有所成，但仍然腾出时间帮忙校读与订正文集的以下各卷：第一卷《早期中国哲学略论》，李长春君；第二卷《宋明新儒学略论》，陈立胜君；第三卷《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孙海燕君；第四卷《道家哲学略述》，张永义君；第五卷《情理之间》，雷静君；第六卷《无有之际》，邢益海君；第七卷《学思之路》，冯焕珍君。第八卷《中国哲学入门》和五、六、七卷的许多旧作，是由李琪慧、王志俊、周丁、闫雷雷、任新民、陈磊、蔡广进、杨睿琪、马媛媛、史克卓、刘长荣、马慧娟、古鸣熙多位青年学子分头打出。琪慧君还负责全八卷的编排事务和第八卷的文献查对。如读者有兴趣读到有关篇章，请不要忘记他们的辛勤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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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俊彤

初审：贤美玲

审核：王莉婧

审核发布：王丽霞